朱晓农|再探李约瑟之谜：科学发生还需什么前提

再探李约瑟之谜：科学发生还需什么前提

文 / 朱晓农

摘要：2015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产生科学，朱晓之谜结论是农再缺乏一个必要前提——逻辑，而缺乏主谓结构的探李提逻辑跟汉语不以主谓句式为主相关。本文给出科学成立的约瑟三项必要前提：齐一性、逻辑、科学实证观，发生随之探讨两个问题：1.科学发生除了逻辑是还需否还有其他未满足的必要条件？答案是还需要齐一性和实证观。齐一性的什前产生与语言中的主语必要性高度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实证在实践方面存在，朱晓之谜但在认识论上很缺乏。农再2.为什么其他文化如印度、探李提阿拉伯或印第安文化也没发展出科学？答案是约瑟在那些文化中三项前提都至少缺少一项。李约瑟之谜是科学一个针对特殊现象使用否定句来提的问题：“为什么在某地不产生某物？”这样提问容易得出特设性答案；应该用肯定句来问一个一般性问题：“某物产生的一般条件是什么？”这样提问才能引向科学研究。

关键词：科学发生；语思文化；三项内因前提；逻辑；一元观；实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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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农，发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

目录概览

一 科学所属：语思文化范畴

二 科学产生的还需内因

三 产生逻辑的前提是主谓结构语言

四 齐一性本体论的产生与语言结构相关

五 实践与实证观：怎么理解实证矛盾

六 为什么都不产生科学？

七 科学产生的人文和社会因素：撮要

结　语

全 文

一 科学所属：语思文化范畴

科学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这个被称为“李约瑟之谜”（1944）的难题，中国学者在他之前就投入地讨论过，此后的参与者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在《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一文中评论了许多有影响的答案，这些答案几无例外都集中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气候地理等外因上。我们知道，外因需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首先要确定内因。

要寻找内因，需引进一个“语思”概念。文化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分为器物/物质、制度、精神/观念三类亚文化。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亚类：语思文化。语思是一种中性的、形式方面的文化形态，包括语言结构以及用语言来进行的推理程式和认知模式。语思既是中性的形式，那就不涉及内容。语言的所指（某物某事）、思维的内容（如午饭吃什么）、认知的对象（如神经元、类星体），以及科学理论、研究结果属于前三类文化，而科研所使用的方法则是认知方式，属于语思文化。

因此，科学的性质要到语思文化中去定义，科学发生的内因要到思维—认知方式中去定位。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未产生科学的内因在于缺少一个必要前提——逻辑。于是“为什么不产生科学”这个问题便深化为“为什么不产生逻辑”。我们的解答是“语言前提论”：特定语言类型是相应的逻辑程式的必要前提（见第三章第三小节）。

人类活动可以分工作、生活、娱乐等方面；科学是主要作为工作的一种人类活动。工作从大的方面可以分脑力和体力工作，科学是一种脑力工作，一种认知活动。认知活动要从思维方式着手进行分类，科学是按某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认知工作。所以，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给出它的逻辑定义，这是在思维方式分类系统中的一个逻辑定义（见第二章第五小节）。

由上可见，不管从文化属性还是人类活动范畴，科学都属于语思文化的思维—认知方式。

本文进一步探讨除了缺乏逻辑，还有什么因素阻碍科学的发生。

二 科学产生的内因

一 定义：三项必要前提

要回答为什么不产生科学，就要先找出促使科学产生的条件，再找阻碍这些条件的因素。科学的发生要满足如下三项必要条件；合取这三项必要条件构成产生科学个体形式的充分条件：

定义 1 （科学定义）：科学构成有且仅有三个必要成分：齐一性，逻辑性，实证性。

这个定义是说：三项前提缺了一项就无法产生科学；而满足了这三项必要条件，科学便会产生。齐一性（uniformitarianism, universality）是本体论原则，实证属于方法论，逻辑本身属于方法论，但它又构成认识论基础。逻辑和齐一性都需有特定的语言结构作为前提，首先是能且仅能由主谓成句。相应地，作为个体活动的科学研究有三个步骤：

定义 2（科学个体活动定义）：科学研究有三个必要步骤：符合齐一性的假设，逻辑论证，实证检验，即假设—演绎—检验。

定义2讲的是科学家的个体认知活动，这指的是理性的工作过程，简单表述为：假设—演绎—检验，提出符合齐一性的假说（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演绎逻辑构建命题和命题系统（即理论），用实验或观察材料来检验。科学活动除了上述理性要求外，还有对科研者个人素质的品性与道德要求，以及科学作为社团活动还有社会因素，对此第七节中有简要说明，详论另见他文。

二 逻辑和实证的必要性

逻辑和实证在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得到广泛认可。我们还可引述科学史上里程碑式人物爱因斯坦和亚里士多德两位的话。

爱因斯坦在1953年的一封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两项伟大成就上的，一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们创立的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如欧几里得几何），另一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而有可能找到事物的因果关系。”

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不用说了，那是他创立并影响了西方学术2000年的成果。关于实证亚氏说：“应该多相信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理论。同时，只有和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合的才称得上理论。”当然古希腊哲人中除了个别如阿基米德、埃拉托色尼、托勒密，大多忽略实证检验。这要等到近两千年后伽利略出现，才确立了实证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

三 齐一性的必要性

科研的第一步是作出假说，也就是一个待证明的命题。好的假说固然很难得到，但一般假说却是很容易的，它可以通过联想（归纳可看作一种高级联想）、猜测、推理等各种手段来获得。不过，这里有个基本要求，即不管怎么猜，要成为“科学猜想”就必须相信有共性有规律，相信这个宇宙遵循齐一性原理，科学要探索共性和规律。

齐一性对于科学的必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从方法论来说，缺乏齐一性观念，就不可能考虑科学所追求的共性目标，他们追逐的是特色学问；第二，从科学精神来看，具有齐一性观念，尤其信奉一元道德观念的人，具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勇气，而这是科研六德（见第七章第一小节）中的两条。缺乏齐一性本体理念者在科研中表现为取巧跟风、机会主义。

四 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为什么漏了一元本体论？

既然齐一性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和爱因斯坦为什么漏了没说？答案很简单：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有个本体论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谁倡导或什么理论设定的，而是由他们的语言结构决定的。语言上有个主语，概念上就有个主体，任何理论就自然有个本体（详见第四章）。本体论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像母语中的主语一样理所当然，所以两人省略了，但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基本观念。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中国学者奉行特色学问，追逐相对特点和特设性解答，所以齐一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五 以思维方式定义的科学

定义1是对科学的描写定义法，这种给出特征的定义虽然能把科学区分于其他工作方式，但从本质属性角度看，如果能给出一个逻辑定义，那就更令人满意了。

科学是一种思维—认知活动，所以可以从思维方式角度来定义。思维方式是个众说纷纭的黑箱，我们根据可理解的部分分出7种：前三种是带有遗传性的利弊、感性、记忆思维方式；第4种是个杂类，包括环境性思维方式、某些本能性思维方式，以及其他暂时不了解的思维方式；后三种是语言性思维方式，第5种是自然逻辑思维方式；第6种是逻辑性思维方式；第7种人工语言思维方式（AI），第6和第7种是理性思维或广义逻辑思维方式。理性思维构成一个思维方式子系统，其下可分为演绎推理、客判思维、形式科学思维、经验科学思维四小类。理性思维的核心是演绎逻辑推理，这是四小类思维方式的公因子，这也是为什么这类叫逻辑性思维方式。理性思维系统还涉及科研活动假设—演绎—检验三步骤。把这三项当作理性思维的三个区别特征，其中演绎推理是必选项，另两个是可选项，可定义四种理性思维方式。

1） 演绎思维，即狭义逻辑思维。

2） 客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即加上客观实证检验的演绎推理判断。

3） 形科思维（形式科学思维）：即假说加演绎推理，这是一种纯理论思维，如形式逻辑，属于第7种思维方式的符号逻辑、数学、程序语言等。

4） 科学思维（经验科学思维/经科思维）：即假说—演绎—检验三成分完备的思维过程。

上述四种思维方式中，除去最单一的演绎逻辑思维方式，其他三种都可以包括在科学思维方式中。对于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思维方式中还包括提出假设一项，而提出假设的思维方式五花八门，囊括了所有七种思维方式。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说科学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三 产生逻辑的前提是主谓结构语言

逻辑的产生有赖于所居之语言是否为主谓结构（必要条件），这在我们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详论，本节把分散于各篇的论点综合整理成几条要点。

一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

首先要核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现在各种“中国逻辑史”只是比况的说法，或者说是广义的逻辑，即推理方式。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逻辑，这一点即使是称颂中国科技的李约瑟也看得很清楚，在他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里说，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独立于数量维度，并完全依靠公理和假设来进行证明的理论几何学”。科学史家李倍始（Libbrecht）也认为“中国的几何学完全不能与希腊相比，因为中国的几何计算中连一点演绎系统的观念都没有。在他们的数学古籍中所能看到的只是些关于面积和立体图形的实际几何问题”。几何学是成功运用逻辑的典范（见前爱因斯坦的引语），如果“几何计算”中都没有演绎逻辑，可知逻辑大概率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极不发达的。

类似于“白马非马”“马或白”这样的名为逻辑实为语法的讨论，是不会在印欧语中产生的，因为它们的语法结构不产生类似的歧义和模糊，它们有自己的语法歧义处。例如用英语表达的逻辑命题就受到自然语言干扰，如“Some dragons can fly”中的“some”暗含龙的存在，自然语言滋生了不必要的蕴含义。这也是后来发展出集合论和符号逻辑的动因，当自然语言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不够用了，便需要人工改进或创造新的语言。这说明科学的进步促使也有赖于语言的精密化。

我们在多处论证了墨子、孟子并没掌握逻辑，他们是运用同构和对比推演法进行辩论说理的。下面来看些例子。

二 墨子：个案分析

1. 墨辩有符合逻辑处

有一点要强调：有人看到墨子某些论述符合逻辑，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墨子·小取》），就说他懂逻辑，这是把掌握逻辑看成是特称判断。其实应该是全称判断，墨子必须前后一致地符合逻辑，即不违背矛盾律，才算掌握了逻辑。又如“彼，不两可两不可也”（《墨子·经上》74），一对矛盾命题，不能两可（都为真），或两不可（都为假）。用逻辑来说，就是A和~A，不能同时为真，或同时为假——这对应于排中律。墨子接着举了个例子：

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墨子·经说上》75）

或者是牛，或者是非牛——这就是辩，也就是争彼。争彼的结果是两者不可同时为真（俱当）。不都为真，必有一个为假，比如那个假的是犬不是牛。

2. 墨辩有违反逻辑处

但是，《小取》篇中也不乏违反逻辑的例子。

（1）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案，此为墨子的“是而然”式】

（2）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案，此为“是而不然”式】

爱自己家奴（臧）是爱人，但爱盗却不是爱人，这两个例句中的“人”所指并非指生物学上相同的人，而是指社会身份不同的人，作者好恶不同的人——这是没遵守同一律。要是墨子说：爱好人是一般意义的爱人（兼爱），爱坏人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爱人（而是贪图他什么），这就平淡无奇而没歧义，失去讨论的价值。墨子是想揭示在各种语言格式（“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逻辑推式）中潜在的歧义。至于两个分别讨论的格式的例句之间造成的矛盾，他是不管的。他也没法管，因为他没意识到这违反同一律。也许更应该说，古人根本没有同一律概念。又：

（3） 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

句（1）爱臧一个人就算爱人，但句（3）说得爱全人类才算爱人。两个命题前后抵牾，没遵守矛盾律。句（2）说“爱盗，非爱人”，那么，例（3）的“周爱人”包不包括爱盗呢？盗是人，所以爱人要包括爱盗；但一旦爱盗，就不是爱人了——爱人中包括非爱人！墨子当然不是在玩逻辑悖论，墨子是发现了古汉语中的歧义之处，利用它来为自己的辩论服务。

3. 墨子尚未掌握逻辑

墨子被认为是古代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并非浪得虚名。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文化中已经产生了逻辑？不是的，因为《墨经》不但没能构造一个逻辑系统，其中还有前后抵牾自我矛盾之处。

所谓逻辑思维，就是遵照形式逻辑三条基本律来进行思维的过程。不但理论上必须理解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而且在实际思维过程中遵守这些思维律，才算初步有了运用形式逻辑进行思维的能力；然后是运用直言/选言、充分/必要、逆/否命题、周延、蕴含等概念的逻辑能力；再进一步是综合性的逻辑要求：系统性。不能像墨子那样，这儿好像符合逻辑（随机出现总有一定的概率），那儿又违反了，这只能说明墨子尚未认识到矛盾律。只有当他自觉地、整体地前后保持一贯，由此构造一个内部自洽的系统，否则不能说他掌握了逻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公孙龙。

三 逻辑命题与句子结构形式上相配

1. 主谓句式构造主谓式命题

逻辑对于科学的必要性不用多说，而主谓结构语言对于逻辑的必要性一般认识还不到位。本小节和下一小节提供两项证据。首先是逻辑命题的形式与句子结构的形式需要相配。作为推理程式的逻辑以命题组成，用句子表达。逻辑命题以主词—谓词（subject-predicate）的形式出现，因此它要求英语那样的主语—谓语（subject-predicate）结构的语言。

语言结构与逻辑形式的关系是：1）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2）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3）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4）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日后特定的逻辑形式。

汉语口语的句式以话题—议叙（topic-comment）结构为主，主谓句式只是话议结构的特例，所以在自发的推理过程中，难以自然地运用主谓结构的命题来始终一贯地进行逻辑推理。与汉语主要结构话议句式相应的推理方式是中国逻辑的同构推演法和对比推演法。不过，现代汉语书面语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功地改造为以主谓结构为主的句法，适应了逻辑命题表达的需要，也适应了科学研究的需要。汉语中主谓句式的不必要性，是无法保证构造逻辑命题的根本原因。汉语中主语的不必要性使得主体概念难以自然建立，这是一元观缺失的直接原因，见第四章。

2. 语言前提论：语言作为逻辑的必要前提

以上所说的句式与命题形式相配的情况，可以表达为一条语思文化的基本原理“语言前提论”：

语言前提论：特定的语言类型是相应的逻辑的必要前提

这意味着没有某种类型的语言，就没有相应类型的推理方式（逻辑）。反过来，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说理方法、推理程式，就必有相应的语言结构。由此可得到两个推论，可看作语言前提论的特例：

推论 1 主谓结构语言是主谓结构演绎逻辑的必要前提

推论 2 同构/对比类型的语言是同构/对比推演法的必要前提

推论1是说：产生演绎逻辑要有相应的主谓式语言结构，下面的清单列出一些演绎逻辑赖以产生的语言结构上的必要条件：

[L1] 句子是语法上充分定义的单位。

[L2] (可作真假值判断的陈述)句子与逻辑中的命题同构。

[L3] 主谓才能、并就能成句。

具体来说：[L4] 一个简单句有且仅有一个主语。[L5] 一个简单句有且仅有一个定动词。[L6] 书面语中一个句子用一个句号标志。根据[L2]和 [L3]——

推论 3 主谓成句就成为命题，能构成命题的也必定是主谓句；所以句子和命题互为充要条件

德语的“句子”和“命题”，用的是同一个词Satz，清楚地说明了上述道理。对于讲德语的人来说，语法上的句子和逻辑上的命题同构，或者说本来就是一回事。一个能够判断真值的主谓结构陈述句代表一个主谓结构命题，而一个主谓结构的命题用一个主谓结构的句子来表达。在西方的逻辑学和语法学里用的是同一套基本概念和术语：subject-predicate-object。只是到了中文里，逻辑学用“主词—谓词—宾词”，而语法学用“主语—谓语—宾语”，好像成了不相干的两套概念。

德俄英法等语言构成一个语言联盟 “标准平均欧洲语”（ Standard Everage European），联盟成员共享十多个语法特征，主要有：[L7] 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如英语 the/a。[L8] 被动结构有明确标识，如英语I am known。[L9] 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有语法呼应，如英语 you are, he is。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适合产生Æ型（A代表 Aristotle，E代表European）逻辑的语言环境，这是由于逻辑命题是由主谓句表达这么一个简单事实。对照L1~L9，汉语都不符合。所以印欧语更适宜产生Æ型逻辑；而汉语，如不进行改造，则不适合Æ型逻辑。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语言的极限即为认识世界的极限。”（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 .）语言前提论最终与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观点相似，但论证过程很不一样。我们是通过以下命题组合达到最终观点的：

语言的限制就是逻辑的限制；

逻辑的限制就是科学的限制；

——因此，语言的限制也就是科学的限制。

科学的限制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限制；

——因此，语言的限制也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限制。

这五个命题中的“限制”是必要条件的意思。语言、逻辑、科学、认识世界四者之间有蕴含关系，其中语言是最基本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必要条件，逻辑是科学的必要条件，而语言是逻辑的必要条件——由此得出关于语言和逻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语言前提论。

四 统计学证据

从希腊语里产生逻辑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直接证据，梵语里也产生了与希腊逻辑等价的印度逻辑——因明。这不是巧合。当今世界上的活语言有七千多种，其中印欧语四百多种。希腊语和梵语同属印欧语系，它们是从共同的祖语原始印欧语（Proto Indo-European）发展而来的姐妹语，有着相似的语言结构。如果历史上出现过的语言也按此比例算（400∶7000，其实这比例要小得多，因为印欧语在分裂繁殖而无数其他语种在历史上消失了），那么碰巧在两个印欧语中产生相同的演绎逻辑的概率只有约千分之三，这是一个小概率。也就是说，碰巧的可能性很小，而事出有因的可能性很大。这个因就是相似的语言结构。

发现印度逻辑和希腊逻辑等价，这提供了语言作为逻辑必要条件的一个实例证据。梵文与希腊语分享主谓句法结构，希腊逻辑和印度因明分享主谓逻辑命题结构。在与希腊语同源同结构的梵语中产生了与希腊逻辑同为演绎推理性质的印度因明学，是对语言前提论有决定意义的支持。

四 齐一性本体论的产生与语言结构相关

本节标题中齐一性和语言的关系可分解为两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难以自然产生本体论？2）为什么难以自然产生齐一性观念？我们从齐一性和一元论的关系说起。

一 齐一性与一元观

科学得以成立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本体论上的齐一性。齐一性原理相信在这个宇宙中存在普遍规律，遵循统一原理，“齐一性原理是一切科学学科中的基本假设。一条定律如果在黄河适用﹐那么在银河也适用﹔如果今日适用﹐那么在宇宙大爆炸之初也适用”，这一点与普世论（universalism）相同。齐一性还蕴含着一个信条：万物有个最终来源（本原）或最终原因（本因），这一点与一元论（monism）相同。一元论在西方文明之初便已出现：体现在哲学上是一元本体观，体现在社会政治法律上是普适性原则，体现在宗教上便是一神教，体现在科学中便是齐一性原理。因此可以说，齐一性蕴涵一元论，它是一元论在某个特定领域（认知领域）的反映。

一元论观念或一元观可以是个人信念，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有可能自发随机产生。但在科学产生的过程中，一元观就不能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问题，它必须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存在并突出的，因为这是构成科学团体的土壤氛围。很难想象整个社会不具备一元观，而科学社团能单独具备，科学不是处于真空中的纯思维活动，科学环境的改善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先期或同步改善。

全社会的一元观主要来源于信奉一个至高无上者的一元教。有些学者如欧内斯特·勒南、埃德伍德·威尔逊，认为宗教信仰是先天具有的本能。我的理解是，仪式感可以说是先天的，因为那在黑猩猩的行为特征中都可发现；对大自然力量的恐惧和膜拜也可能是从动物开始就有的。但是，宗教内容主要是由想象和传说故事构成，所以它的起源如果跟语言联系起来，则更为有形，更为可信。宗教的传说、教义、规训都是在有声语言产生以后，用语言来讲神迹故事、宣讲神理教义的产物。至于一元教，那就更是文化和语言的产物。原始宗教都是自然神教和多神教。一元教是一个相对而言更为精致的语言产物，建立在一个内部一致、有结构的故事上。

自源的一神教信仰如果能在最初形成后传播成功，即为社会各阶层非直接功利性地接受，需要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这就是动词聚焦式的一致性语法，见下一小节。另一个与一元论/教相关的因素是，社团内部的凝聚力极强，因而具有极富侵略性的民族精神。

二 齐一性与一致性语法的相关性

信奉齐一性和一元教的民族，在体质人类学上同属高加索人种，包括欧洲人、印度人、伊朗人，还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在文明之初，已经用一种齐一性观念来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产和生活方式如农牧业与一元观无关，那么，难道高加索人中的生理或文化基因里自带齐一性？生理上还没有证据，但文化上可以辨认出一种对此负责的亚文化：语思文化，语言是唯一能够想到的排他性条件。从欧洲经西亚、中亚一直到南亚，在这一大片地域上使用的语言，分享着相似的具有形态呼应、以动词为聚焦中心的主谓句结构，以此语言结构作为认知出发点，容易形成齐一性、普遍性这样的认识，我们因此而提出如下相关性假说：

一致性语法与齐一性观念的相关性假设：使用动词中心聚焦式、有名动形语法一致性、句子结构完整的语言的社团，易于形成聚焦式的齐一性观念。

动词聚焦式也就是陆丙甫所说的动词中心式。以动词中心说构建的语法具有内部一致性，它能把一连串的词按规则、按层级组装起来，由此造就一个个独自成立的句子。这种内部有层级结构的具有统一性的句子为认知创造一个构建思维产物的框架，用这种句式来表达的认知与句式本身同构，或者说日常的此种言语行为给认知行为提供了一个类化的源头。由这种内部一致的语言所构造的认知系统，天然就是一个追求一元的、内部一致的系统。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齐一性和一元论是很陌生的概念，这跟汉语语法相关。汉语句子以话题议叙结构为主，主谓结构是特例。话题和议叙之间关系松散，各语法成分之间没有语法一致性关系，语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句子界限是不明朗的。用这种松散的成分堆建的篇章，其间关系也是松散的。用这种篇章表达的认知是一种“集大成”类型的意群，而难以成为内部一致、具有统一性的认知系统。当然偶尔也能见到个别疑似一元论影子，如朱熹的理气论和老子的道生一论，但都不是明确表达、逻辑论证的。

从经验上看，一致性语法与齐一性观念之间高度相关，但我们还无法严格地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齐一性与一元性宗教、哲学、科学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当清晰，齐一性蕴涵后者。可以这么说，齐一性是一元观在宗教哲学科学中的体现。所以，一致性语法也跟一元论观念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是指跟一元观在本社会中自生自发的传播高度相关，而跟一元观在哲学家群里的产生相关度相对较低。换句话说，非一致性语法的语言社团中也能在哲学界随机产生一元观，但是想要在此社会中自发自愿自动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自发自愿自动传播”，举个最恰当的例子就是禅宗无脚走天下。我尝说，圣贤高论原在底层心中，诸子百家可随机发生，但最后能自发自愿自动传播的只有儒法道。（补充一句：这指的是无外力介入的情况。）

三 本体论缺失与主语缺失的相关性

以上所论乃是说中国缺乏齐一性本体论与语言结构有关，更基本的是，中国根本就缺乏本体论。这仍然是由语言结构引发的，具体来说，是缺乏主语引起的。此说张东荪很早就已指出：

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以致主语与谓语不能十分分别，这件事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 (subject)的观念。

因为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分明。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的“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

综上，汉语的非一致性语法与齐一性不匹配，所以很难自发产生齐一性观念。汉语话议结构（无法定义主语）与本体论缺失相关。这两方面的语言因素，使得齐一性本体论的出现难上加难。

四 缺乏虚拟语气对假设的影响

有一个关于语言结构（缺乏虚拟语气）和科研第一步假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提一下。布罗姆做过一个实验，比较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台湾人对于虚拟条件的感受和反应。英法受试者都没问题，把虚拟条件听得清清楚楚，但汉语受试者碰到很大的麻烦。布罗姆认为由于汉语没有反事实的虚拟语气，所以无法表达虚拟条件句，这就妨碍了科学假说的提出，也就阻碍的科学的发展。布罗姆的研究遭到的批评中有一点是说他的中文版问卷表达得不地道，造成理解上的困惑，这有一定道理。我用他的问卷问学生，他们一开始都一头雾水，提了很多问题后才回答。后来我改进了中文版，再发给两个班的学生，回答顺畅多了。不过，跟英法被试者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一个关键性的虚拟句的理解只有很少一部分（18%）答对，说明中国人对虚拟条件很容易判断错误。我自己也拟了几个问题问班里的学生，其中一个如下：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政府真的规定即时起学费上涨20倍，你会如何反应？A. 抗议；B. 服从；C. 不知怎么办；D. 不相信会有这样的规定。

三个班共55个同学被测试，其中选D的有30个，占55%。其余选A的25%，选C 18%，选B的2%。前提再三强调是虚拟情况（假如、假如、真的），被试者是受高等教育懂英语的学生，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同学的回答是否定这前提——不相信，显示出对反事实的虚拟语气的抵制。很多时候，当这虚拟问题太尖刻，被问者往往不直接回答，甚至否定这前提：

“三丫，你跟老板娘对着干，假若她是咱陆家人，看你怎么下台。”

“陆家怎么会出她这种人呢？绝对不可能的。”陆三丫否定道。

“那万一是呢？”陆大丫问。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要是陆家人，我立马从这儿跳下去。”陆三丫指指窗外说。

三丫怎么也不肯面对虚拟前提“假若她是咱陆家人”，所以接连否定再加一句自我咒语。

综上，布罗姆的观察相当可信，即中国人对超出感官或感情所及的虚拟假设很陌生很抵触。由此的推论（不会提出假说，妨碍科学发展）也有一定可信度。传统方法论中最为常见的是基于眼见为实的感官经验主义。缺乏虚拟认知的确会限制甚至抵制假说，对感官或感情以外的假设取姑妄听之的态度算是客气的，这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都很常见。一般学者的确很难自发地去进行预设假说的研究活动。尤其是假设再加上演绎，形成长长的推理链，常常会推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对于怀疑虚拟前提的人来说，可能会连带着怀疑推理链及其结论。所以，缺乏虚拟认知会阻碍一般人成为好的理论科学家（但这对实证没什么影响，所以不影响一个人自然成长为实验科学家），当然杰出者除外，像屈原对宇宙的无穷遐想，朱熹沧海高山的地壳运动假说都远超感官之外。以上所论是指对科学毫无了解者，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中国人如杨振宁，当然可以做得跟顶尖欧美科学家一样好。

五 实践与实证观：怎么理解实证矛盾

实证论说得通俗点，就是平常说的“实事求是”。科学的三个前提中，逻辑和齐一性受制于语言结构，相比之下，实证论似乎最易自发产生。此处需厘清“实证”的含义。实证如果指实证活动，即出现于器物文化层面的实践，是必定发生的。如果是指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实证性观念，并由此导向实物验证，我们历史上很缺乏。

想象力我们不缺，如屈原关于宇宙构造的一连串猜想，又如《列御寇》所记两个小儿争论早晨还是中午的太阳离地球近。专业的有天圆地方盖天说、鸡蛋蛋黄浑天说，但从未有人想到如古希腊埃拉托色尼那样，利用阳光入射角来推算地球周长，同时验证了地球为球体。相反，如果深究此类问题如杞人忧天倾（《列子·天瑞》），会被人耻笑，所得答案也不过想当然耳。

一 古代最现实的学派无视实证

历来的统治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外儒内法。法家是最现实最实际的政治哲学，按说跟实证最为兼容，但他们在认识论上可以说是反实证的，例如下面这个取自法家开山祖韩非子的寓言：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韩非子·解老》）

“前识”即先知先行，韩非斥之为无依据的瞎揣度，可见他反对假设。他讲了个詹何度牛的故事，说詹何听到门外牛叫，猜测或假设它是头白角黑牛，叫个傻孩子去看即验证。詹何这套自发的认识程序，符合科学的“假设—演绎—检验”中的第一和第三步，还未有演绎推理。韩非对此大加指责，说詹何用这假设来扰乱众人之心，浮华而危险。然后贬低验证，以詹子的前识所知，还费尽心思，得到的结果不过与愚童所见相同。所以詹何的前识就如《老子》所说，是最蠢的炫技。韩非是官员，当然很现实。但这现实跟作为语思文化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证论不是一回事，一到观察、检验，他就以感性思维的好恶来定是非了。

二 睁眼看世界需要有实事求是的心态

再看一个近代有关国运大势的例子。19世纪中期，列强纷至沓来，清政府上层的反应值得反思。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都是以自己的固有想法来描述所见之外界。如林则徐看到的荷兰人腿是不能弯的，不能下跪，所以只要乡勇用竹竿扫腿，就能把红毛鬼打翻在地。他是一品大员，抗英先锋，民族英雄，所以他的认知会极大地误导社会。又如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名头极响，但在如实介绍西方国家方面得分很低。真正睁眼的徐继畬和郭嵩焘的见识要比魏源客观深刻谨严详实得多。但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被守旧大臣斥为“轻信夷书”“张大外夷”“尤伤国体”。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书稿被毁，惨遭参劾，最后辞官。实事求是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清代中期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如五大洲、大西洋、荷兰国，但被朝廷斥为“语涉诞诳”“真伪不可考”“史官们竟然以郑和下西洋所见不及来否认荷兰国的存在，有所谓‘郑和于永乐宣德时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荷兰者’——以死的文字否定活的事实”。以古书否定现实，以前人所见否定其不见，这种反实证的观念至今在学术界还常能见到。

实证理性不建立，哪怕睁眼，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幅印象派图景。

三 器用层面的实践

古代中国是头号技用发明大国，像四大发明、《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都是典型的实践经验主义事例，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万户火箭实验，但这是一次悲剧性的实证活动。明初有位官封万户的实验科学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火箭实验。他坐在椅子上，绑上47枚鞭炮，同时点燃了上天，结果很悲剧。此类器用实例告诉我们：1.万户连名字都没留下，可见他在正统中国史观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无地位。2.这也说明实证观念的无地位。3.我们今天知道他，还是外国人从中国古籍中发掘出来的。他的实证精神得到外人的充分肯定，这跟四大发明、十二等分律一样，都是出口转内知，表明我们并不重视实证性本身。4.可惜这是一次未受控也没有逻辑论证的实验，所以失败了也就失败了，未能成为成功之母。

四 精神文化层面缺乏实证观

上述那些又反实证又有实证的矛盾现象，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器物文化层面，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实证不可或缺不可避免。手试试火烫，鼻试试呛人，这种生存实践都发生在器物文化的操作层次，各民族都一样。但在观念文化层面，在精神、知识、理论层面上，实证观念实在罕见，而反实证言论更流行。这跟有无齐一性的矛盾正相反：齐一性观念是偶发性地出现于精神文化层面，而在器物文化层面、在技用或民间基本上看不到。用演化论的说法就是民间或器物文化层面有实证的自发变异，但观念文化作为选择器，全面压制实证观。

从语思文化角度看，汉语语法不为难实证观，但遏制或不利于族群心理自发产生齐一性观念。在精神文化层面，文人发散思维的结果会产生朦胧的一元观（如老子和朱子）和随机出现的逻辑推理（如墨子）。

六 为什么都不产生科学？

一 一般性问题：什么原因阻碍了科学在众多文化中的诞生？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及其后种种解答，引出了一个严重的后续问题：当我们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地理各种区域特征去解释时，是否想过中国以外还有成千上万个文化没发展出科学来，它们是否也因为有专制皇权、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科举考试、黄河水患？环顾宇内，从原初文化到与古代中国不相上下的灿烂文明，除了欧洲，哪儿都没产生科学。所以李约瑟之谜应该扩展为一个一般性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文明中都没产生科学？

对照科学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齐一性、逻辑性、实证性），凡缺其一者都无法产生科学。下面来考察两个离科学很远、连文字都没有的文化，却离科学很近的文明，印度和阿拉伯文明。

二 印第安和大洋语：非主谓结构语言产生不了逻辑和科学

美洲、大洋洲语言都不是主谓结构的语言，无法构造主谓结构的逻辑，当然也无法产生科学。

1.词汇和形态并非原因

沃尔夫假说是根据美洲印第安语的词汇意义和构词形态提出来的。例如他认为，霍皮语（Hopi）中无时态，不区分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所以影响了霍皮人对于时间的认识，他们不会有速度、加速度等物理学最初形成时探讨的概念。

中文也没有时态，缺乏时态对于事件发生先后的描述，有时确会产生一些困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领会过去、现在、将来的区别，也不妨碍我们理解速度、加速度。霍皮语只是没有把过去、现在、将来这些时间观念加以语法化，没有把它们概括成语法范畴，因此没有区分时态的语法标志，但不是说无法表示不同的时间。中文同样不存在抽象而明确的时态标志，但可以用 “过去” “将来” 这样较少概括意义的词汇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时间概念。

2.复综语无法产生主谓结构的逻辑

美洲印第安语在形态学上属于“复综语”（synthetic）。复综语不但没有主语谓语、名词动词，它们连词的概念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句子就是一个词，一个词加上各种词缀就构成一个句子。下面是位于墨西哥的古Nahuatl语的例句：

围绕着动词cho:ka（ “cry”），加上各种前缀后缀，构成以上一串句子。第三人称单数的句子是底伏形态，只要一个光杆动词 cho:ka 就表达了现在时“he cries/他哭”的意思了。

再看一个北美Nootka语的例子：

TL’IMSH 　-YA 　　 -’IS 　-ITA 　-’ITL 　　　-MA

煮 　　　 -过去式　-吃 　 -者 　 -为了……去 　-他做 　　　“他请人来赴宴”

这个词句的意思比前面cry例句要复杂，但仍然是一个语素“煮”加上一串后缀构成一个句子，无法分析出一个一个词来。

从这样的语言结构中是无法产生主谓结构的逻辑的，因为复综语中连句子和词都分不开，更没有主语概念。所以，除非能证明在复综语中发展出来的逻辑与主谓结构逻辑等价，否则印第安文化中无法产生以主谓逻辑为前提条件之一的科学。

3.施格语无法产生主谓结构的逻辑

由上可得出一个推论：没有主语或非主谓结构的施通格语言不可能产生主谓结构的逻辑。我本人调查过太平洋Bougainville岛上一个施格语莫图纳语（Motuna）。下面用类比的方法来解释一下施格语的特点。根据动词的及物性，名词可以按语义分为三种角色：施事、受事、作事，例如：

（1）He loves her. [及物动词love前的 He 是施事，后面的her 是受事]

（2）I walked. [不及物动词walk前的 I 是作事doer/actor]

世界上大部分语言都是受格语，即受事独成一个宾格；而施事和作事共享一个主格。但是在高加索、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大约有数百种语言与上不同。它们没有主格和宾格，即没有主语和宾语。但有施格和通格：施事独成一个施格，而受事和作事分享一个通格。做个类比，如果英语是施格语，那么例2就要说成：

（3）Walked me. [作事“我”和受事her分享相同的通格，所以要把 I改成 me放到动词后]

没有主宾语的施格语无法构造主谓结构的推理命题。就我调查过的莫图纳语而言，它没有“因为……所以”这种表达因果关系的句式，当发音人碰到“因为K打了A，所以A逃走了”这个句子时迟疑了一两分钟，最后用莫图纳语说成表示时间序列的并列句：“先是K打了A，然后A逃走了。”有时候他们把原因直接归结于时间：“为什么正在打雷？”“（因为）是打雷的时候了。”或者用循环时间观来回答“为什么下雨了”：“也许是干旱太久了。”这种“盈则亏”的循环时间观以及用时间先后表达因果关系，古代中国人应该是很熟悉的。施格语中推理概念和形式与希腊逻辑命题是不一样的。

三 阿拉伯：领先但未产生近代科学

其实，中世纪最接近近代科学的不是明代中国，而是阿拉伯。明代有四大科技集大成著作：《农政全书》《开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惜均未构建起逻辑型的理论，只是好坏参杂的技术性经验总结。科学革命前五六百年间，在科学上领先的是阿拉伯文化。由于上世纪前期阿拉伯科学史研究还未成熟，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正好成型，所以比较的眼光全聚焦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最近三十年对阿拉伯科技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知道阿拉伯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停顿年代发展得很快。天文学发展出新的非托勒密理论，西方科学史家甚至怀疑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参考了阿拉伯的天文学理论。胡弗指出：

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末，阿拉伯科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远远超过了西方和中国。几乎在其涉及的每个领域，如天文学、炼金术、数学、医学、光学等领域，阿拉伯科学家都处于科学发展的前沿。他们著述中的事实、理论和科学推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先进。

胡弗一定熟知李约瑟之谜，所以几次三番强调阿拉伯超过中国，他提出了一个取代李谜的“胡谜”：

胡弗之谜：为什么在中世纪持续领先500年的阿拉伯科学没能孕育出近代科学？

这么看来，我们不必钻在李谜牛角尖中耿耿于怀，阿拉伯文明更领先，它都没发展出科学来。

对于胡谜，胡弗给出的答案亦是以外因为主：“这并非内在的科学问题，而是社会学或文化因素所致，它与制度建设的因素分不开。从长远来看，如果科学思想和智识创造力要在总体上保持活力，并发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和创造领域，那么，多方面的自由……就必须存在，人们可以免于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压迫而自由地发挥天赋。”他认为需要一种社会哲学让“个体被赋予理性；世界是合乎理性的、连贯一致的整体……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作为近代科学孕育者的最大弱点”。“伊斯兰法律是一个主要障碍，它限制了智识、商业或社会自治的发展，长期保留了一种特殊主义和个人化的教育体系。”

胡弗的解释需要重新梳理一下。对照科学三项前提，阿拉伯虽然自己没产生逻辑，但他们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圣贤的著作，所以应该是移植了逻辑。胡弗认为阿拉伯文化中缺乏与齐一性兼容的“普遍主义规范”。阿拉伯信奉的伊斯兰是一神教，在固守、扩张教义上，伊斯兰带有强制性的普遍主义，甚至过分执著而影响了实证，这就是平常说的教条主义。

四 印度：缺乏实证的文明产生不了科学

另一个同样灿烂的古印度文明一直延续到中古前期穆斯林入侵。李约瑟之谜实际上是连同印度文明一起问的：为什么近代科学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

有趣的是，印度文明在大约两千三四百年前发展出来它自己的逻辑：因明学。胡适说：“(希腊) 三段论只是 (印度) 五分法之末三分。”因明与逻辑尽管各自发源地相距遥远，但性质相同。齐思贻说：“这两个系统完全相同，只是陈那系统用途更广。”谢尔巴茨柯伊说：“印度推理法的形式很易于转成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古印度也发展出一元教佛教。科学的前两个内在条件（齐一性和逻辑性）它都具备，但缺乏最后一项实证性。韦伯说：“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

还有一个原因，因明的大前提（喻）是带有例证的，不能是虚拟条件，而希腊逻辑的大前提不必有例证。这一差别的蕴含后果很大：逻辑的大前提可以是纯粹的假设，但因明的喻必须是得到实例支持的全称命题。这要用到科学研究中来，影响就明显了。逻辑大前提可以用“如果月亮上有空气”这样未经证实的特称命题做大前提，直到被证实或证伪。无论哪个结果，都会推进认识。证实了当然是新知识，证伪了便可进一步推论：那里没嫦娥，或嫦娥不是人。因明就不会无端端提出那种没有例证的大前提；这限制了想象，遏制了假说，也遏制了创新。

顺便提一句，7世纪创制藏文的藏族，9世纪创制假名的日本，11世纪创制缅文的缅甸，13世纪创制蒙文的蒙古，15世纪创制彦文的朝鲜，这些中古文明中都没产生逻辑，因而也没产生科学。

五 特殊的是希腊文化

在科学发生这个问题上，特殊的是希腊文化，而不是全世界所有其他文化。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逻辑理性才是人类文化中最大的特色奇葩。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讨论了中国、印度、波斯、伊斯兰的民族精神，认为“欧洲人并非本质地不同于其他民族——他们不过是在‘理性’范畴领先而已。其他民族滞后这一事实完全是由非理性力量所致，比如宗教、法律和习俗”。韦伯说：“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韦伯还找了些理由来解释，我对此有同理心。不过理性主要涉及的是思维方式，现阶段停留在自然语言逻辑的解释上就足矣。

六 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方式

1.不要用否定句提问，要用肯定句

从方法论上看，当事件A（科学/大师）是一种罕见甚或唯一事件时，否定式问句“为什么不出现A”往往是个伪问题，因为这样提问基本上都是非穷尽对待式的、两相比较的问题，答题思路都是按中国逻辑的对比推演法，答案基本上就是“中有西无”或“西有中无”这种相对缺失的特定因素，是随时地而变的具体情况具体比较。寻找这种因时因地的条件，结果能找到的是大量有关无关、经不起推广的特设性假设。

用肯定句提问能直接触及因果关系。回答肯定句问题，就能去寻找产生科学的内因和外因，寻找普遍条件，而不是两个特定社会相比的特定条件，后者很容易导向特设性假设，方法论上便输了一着。

2.为什么只会否定提问：语言学答案

既然否定句问题会误导，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热衷于此类问题？这么说也许不公平，因为始创者是个英国科学家。所以，应该是比较文化这个学科限制了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就是对比着发问。不过，尽管西方人也会如此，但对比发问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轻车熟路。这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固有的汉语对比语法和中国逻辑的对比推演法让自然语言一出口就是：

隔壁小孩英语考六级了，咱们家孩子为什么不行？| 人家有科学革命，我们为什么没有？| 以前能培养出大师，现在为什么不行？

从古到今，贤愚不肖，莫不如此。墨辩中有个逻辑推式或论辩策略，叫做“援”：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墨子·小取》） [你如此这般，为什么我单单不可以这样呢？]

援，彼可，我亦可。（《墨子·尚同》） [他可以，我也可以。]

这也是名辩驳缠的常用手段：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庄子用的就是“援”的策略。传统的反驳就是斥责，斥得你哑口无言，论辩就胜利了。至于问题本身反倒不重要了。

否定式问题是一种对比语法和对比思维的自然逻辑产物，而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这种风格的问题蔓延到一切我们不满意的现象上，例子俯拾皆是。此类问题不但误导，而且会拉低智商，把理解引向最现成最表面最廉价的答案。它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想满足我们集体潜意识的攀比心理，宣泄不满情绪。

七 科学产生的人文和社会因素：撮要

我们把科学归入语思文化，大文化的其他三类，精神、制度、器物文化都会作为外因对它的产生维持发展起到推动、阻碍或零作用。属于制度文化的皇权、科举、宗法社会等，属于精神文化的哲学、宗教、道德观念等，属于器物文化的当时当地的生产发展水平，此时方可一件件拿来检查到底起没起作用，起什么作用。

科学既是一种个人的思维—工作方式，又是一种社团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文和社会属性。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有一些个人素质方面的要求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这是科学的人文属性。科学作为社团活动有它的社会属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主要区别在于认识论和认识机制。本节内摘要谈几句，详见他文。

一 个体素质及相应的社会因素

科研者个人的品德修为可归结为六项：理智毅勇诚平。后五项与儒家十二德有关，平指中正平和。理是新德，指逻辑理性。理是六德下限，无逻辑理性进不了科研大门。勇是六德上限，科研尤其创新时，大多不是能不能、会不会、可不可之事，而是敢不敢。六德中理毅诚平是后天修为，智勇两项半是修为半是天性。六德修为高者易于创新，至高者便为大师。所以，科研六德实为创新六德、大师六德。科研品德对科研者个体来说，或可看成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内因之一，而作为科研团体的整体素质，则属于社会条件。凡助长六德的社会机制便是促进科学发生发展的外因。由于智和勇具有部分先天遗传性，所以这涉及更大范围的族群演化和公共卫生问题。

二 主要社会外因：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运动

在以往众多的政经文教等科学发生的外因中，宗教因素说是影响较大的一种。科学史家默顿（Merton）认为新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而儒教道教对科学有斥力。此论亦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如吴国盛把“基督教（案，应为新教）作为现代科学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错把相关性当作因果性。新教和科学革命相关，但不是科学的原因（充分条件），连必要条件都不是。新教和科学同为理性主义运动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新教的出现和早期的挣扎，与科学革命的先驱天主教徒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同时——影响力不能倒填日期，也不能跨宗派。

文艺复兴以来，理性革命发生在欧洲各个领域中，例如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理性法律，被称为“法律革命”“法律科学”。其理论和实践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与后来的科学活动是一样的：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一元观），有逻辑构造型理论，有观察、假设、实验、确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指出理性精神体现在政体和行政上，“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定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的国家只有欧洲才有。理性行政指“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由此保证理性资本主义和理性企业。还体现在工商业上。韦伯把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不是“对财富的贪欲”，而是“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甚至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建筑上。西方绘画的基本法则透视是一条几何原理，西方音乐则以和声为主，依据的是数学原理。

综上，科学革命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历史事件，不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理性到十六七世纪在众多领域中全面爆发的最光亮的那个点。科学革命及其逻辑后继工业革命（技术）不但改变了西欧社会，还在此后两三百年中整体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态。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邓小平所说的“第一生产力”。

结　　语

科学发生之谜是个世纪难题。一百多年来，各行各业无数人提供了无数答案，惜都在外因中转圈。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及其指引下的工作方式，内因要到思维—认知方式中去找。这需要引进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即包括语言结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语思文化。科学发生的内因是指它的三项必要条件（齐一性、逻辑性、实证性），合取构成充分条件。我们曾为文（2015）讨论逻辑的必要性，本文追加讨论有关齐一性和实证性的问题。

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其他文化中也未产生科学。这有语言结构对于齐一性和逻辑的制约原因（汉语、印第安和大洋洲语言），也有实证性缺乏的原因（印度、阿拉伯）。内因确定之后就可讨论外因，凡有利于这三项条件的都是促进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全社会的理性氛围。此外，科学作为个体和团体活动，还有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

科学发生和发展与语言结构有关，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大有裨益。事实上，百年来现代汉语书面语向主谓结构方向的改进，已经适应了逻辑的表达，满足了科学的需要，本文就算是锁定概念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