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据媒体报道，日本近期台积电考虑在日本建设第三个芯片厂，动作电急用于生产3纳米制程芯片。诱使自2021年10月台积电与日本首次达成建厂协议以来，台积外界便对双方的转弯合作动向格外关注。近年来，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动作电急深度调整波及全球，作为美国的诱使坚定盟友、东亚半导体强国的台积日本，无论是转弯参与美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及“四方安全对话”，日本还是动作电急推动本国《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和《半导体援助法》，都将其半导体产业与国家政经议程紧密绑定。诱使那么，台积日本半导体发展的转弯战略动因是什么？当下日本的一系列行动，又出于何种地缘目的？

本文基于日本视角，以技术民族主义为框架，梳理日本产业政策变化过程，分析三个代表性案例——尔必达存储器、铠侠和台积电投资，指出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模式转型：从发展导向的产业政策，转向安全导向的地缘战略；从依靠本土资源的内向型发展，转为以多国联盟为中心的外向型发展。眼下，日本积极推动台积电与索尼合作，在熊本投资建厂，不仅是为了重振其国内芯片产业，也凸显其对美国战略联盟体系的倚重。不仅如此，日本还与荷兰一道，配合美国对中国采取半导体进出口管制。

不过，作者认为，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安全诉求在总体上一致，并不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利益始终完全一致。事实上，日本面临着协调本国优先事项与盟国利益的挑战。为维护地缘经济利益，日本会积极动用技术民族主义战略，难点在于，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日本技术民族主义的模式演变：

从发展导向的产业政策

到安全导向的地缘战略

▍引言

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是经济学家Robert Reich在1987年创造的术语，描述的是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它最初是指，为阻止日本富士通公司收购仙童半导体，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

大国之间的战略冲突，重新激活了这一概念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生命力。当下，围绕电动汽车、无人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5G网络、物联网、数据挖掘和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等先进技术，中美之间的竞争，比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更为严峻。这些技术关系到中美两国下一代的国防系统、工业能力和信息实力。由此可见，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事务中愈发重要。

在制定二战后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培育国内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以及推动日本成为全球技术强国的过程中，技术民族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为遏制中国，日本积极与美国结盟，对用于军事用途的尖端芯片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并通过经济安全法案保护关键技术。技术民族主义的抬头意味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将面临调整。此外，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和新兴技术挑战的不断演进，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战略也在不断调整。

（本文发表截图）

▍技术民族主义：一个分析框架

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涉及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强调发展本土技术，以及通过技术本土化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尤其注重以国防工业的技术自主权，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安全。

现有的关于技术民族主义的学术讨论主要聚焦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主要有三种分析路径: 保护主义方法（protectionist approaches）、创新主义方法（innovationist approaches ）和战略产业方法（strategic industry approaches）。保护主义方法强调国家直接干预国内的高科技产业，通过贸易法规来限制外国竞争者。创新主义方法信奉技术创新能提升国家高科技行业的竞争优势。战略产业方法将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实力与国家实力相绑定，利用本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优势运作政策，推进经济议题的安全化和政治安全的经济化。

技术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刺激了地缘战略向安全化转型。在经济政策层面，借助经济制裁、出口管制、贸易壁垒和经济援助等一系列政策工具，优先保护国内高科技产业及国家安全。地缘经济学则利用经济手段，塑造和管理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推动实现国家利益。一旦高科技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被纳入国际政治经济议程，便能影响国际政治秩序。

当代技术民族主义推行的战略产业方法，强调高科技优势是国家权力的来源。鉴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依存，如经济资源的战略化利用、经济相互依存的杠杆效应，一国能借机获取战略优势，即所谓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赖”（weaponised interdependence）。经济资源的战略化利用，可为国内高科技企业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包括税收减免、财政激励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国家能够利用贸易和投资关系施加影响，减轻潜在威胁。

▍日本早期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战后的经济奇迹

日本是施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典型。日本战后采取了“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路线，试图在不增加国防预算的情况下集中发展经济。此时日本的技术政策有三个重点：（1）将外国技术本土化，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2）面向全社会推广技术；（3）培养创新和制造能力。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日本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繁荣。

彼时，日本防卫部门的发展，产生连锁效应，供应设备和部件的军事承包商和分包商都从中获益。在推进工业本土化的同时，日本把军事生产能力整合到大型民用企业当中，重建了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关的制造业部门。虽然日本的防务市场规模较小，制成品和大型武器平台的产能有限，但就材料设计和制造、零部件和配套系统生产而言，日本企业已是全球领军者。技术民族主义对于“吉田主义”和日本“对冲战略”的确立至关重要。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日本都试图将先进技术从国防工业转移到民用领域。

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后试图利用军工生产的优势，平衡美国的外交施压，以制造业部门的整体发展，来重振经济。时任首相吉田茂致力于建设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为了尽可能地把握军事技术的自主权，日本当局凭借技术民族主义策略尽力争取国家战略的自主性，还保留了自卫队和军事生产能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整体日本的军事技术能力，国防工业的发展也有效刺激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发展主义导向阶段: 培育国内的高科技部门

在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的阶段，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开始重点扶持国内产业。正如Chalmers Johnson和Daniel Okimoto所言，日本的国家主导型或官僚主导型技术民族主义采用的是创新主义方法。在协调投资、促进私营部门与政府合作方面，通产省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日本从西方经济体的追随者，转变为亚洲其他工业国的效仿对象，产业政策的转型便日益迫切。面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市场竞争的变化，私营企业在推动创新和增长上越来越重要。最终，通产省的政策体系走向崩溃。

在《日本第一》中，傅高义谈到了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创新主义方法：为促进国内技术创新和发展，政策的包容性和有限开放是关键。正如超LSI技术研究组合（Super LSI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LSI, Large-Scale Integration）的成立所示，凭借强有力的国家指导、国家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和贸易壁垒，日本的发展主义策略取得了成功。

这一时期，经通产省等试点机构牵头，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协作关系。日本政府积极引导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在制定产业政策、提供财政激励、促进联合研发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大企业也受益于此，专注于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优先事项结合。日本企业一般通过两种渠道发挥影响力：一是颇有影响力、在政治上持资本主义立场的财会（zaikai）团体；二是符合特定部门利益的行会（gyokai）。

国家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保证政府对战略产业的长期关注，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威胁。两方合作推动了高效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最终，日本在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创新主义方法愈发难以平衡企业的发展需求与政策中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在不断变化的格局中，通产省、私营企业与其他官僚和政治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空间被压缩，市场竞争占据上风。在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框架内，经济持续增长与市场竞争的张力愈发凸显。事实上，就如何达成平衡，学界并未展开充分讨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国内产业动态，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亟待调整。

▍安全导向阶段：适应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

对日本而言，全球化的进一步演进、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和新出现的安全威胁逐渐构成挑战。这要求采取更加灵活、外向的政策，重点关注战略联盟、国际伙伴关系和区域合作。为此，日本转向了以安全为导向的地缘战略。

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意味着，即使采取内向型的发展战略，也无法与全球价值链（GVC）脱钩。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技术进步往往有赖于跨国合作。然而，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存在倒戈的风险，相互依赖的国家间不太可能进行平等合作。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会带来潜在的风险。一种消极看法倾向于认为，国家会利用伙伴国的弱点，优先保障本国利益，无法实现互惠互利。

即便如此，面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日本还是需要对技术独立和战略联盟作出权衡。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内的工业能力，日本需要保证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战略联盟依然必要。对日本来说，某些特定的技术和资源无法在本土发展或获取。因此，与伙伴国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全球高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就尤为重要。

在这一阶段，为强化其技术民族主义战略，日本积极投资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高科技，以及能促进地缘经济利益的领域。就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高科技领域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尤为突出。为了在技术独立和建立战略联盟之间取得平衡，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竞争优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力推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重点聚焦四大战略：强化供应链韧性、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审查、敏感专利非公开化、官民协作强化尖端技术研发。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有利于应对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复杂性，符合日本当下的地缘战略利益。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案例研究

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离不开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半导体产业。凭借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东北亚国家逐渐成长为半导体行业的生产中心。在高峰期，日本的半导体产能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51%。但好景不长，美日贸易摩擦之后，日本的芯片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衰落。

本研究通过考察尔必达存储器（Elpida Memory）、铠侠（Kioxia）和台积电的投资案例，说明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为何转向安全导向的地缘战略，以及战略重心由单一国家向多国关系的转变。这些案例突显出，在全球化和市场力量变化之际，日本半导体行业对竞合策略作出的调整。

1. 尔必达存储器：以发展主义为导向

日本政府倾向以技术民族主义护航芯片制造领域。从1999年成立到2012年破产，尔必达存储器的发展始终受到政府支持。

20世纪90年代，全球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译者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一种常见的系统内存）市场蓬勃发展。由于韩国三星电子的崛起，日本DRAM制造商的全球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彼时，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DRAM制造商退出市场，转而专注于芯片设计和先进的微处理器，台湾代工企业也开始承接芯片制造的外包业务。而1987年《日美半导体贸易协议》签订后，日本的半导体产能开始下降。

为此，由日本创新网络公司（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 INCJ）投资，通产省牵头发起成立了尔必达存储器。为了重组日本国内的DRAM 产业，尔必达存储器1999年并入了日本电气（NEC）和日立的DRAM业务部门。在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译者注：前身为通产省，2001年改组为经济产业省）的主导下，2003年收购了三菱电机的DRAM业务部门。尽管其发展违背了芯片产业高度专业化的趋势，但到2000年初期，尔必达作为日本唯一的DRAM制造商，已跃居全球第三大DRAM制造商。

然而，在2009年，尔必达的发展受阻，濒临破产风险。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经济产业省注入了公共资金施以援手。一直以来，国内芯片行业的发展始终受到政府的保护。这反映出，技术民族主义传统内在的官僚主义制度惯性。

2009年6月，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尔必达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DBJ）获得了300亿日元的投资，从日本东京三菱日联银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等商业银行获得了1,000亿日元的贷款，并从合作伙伴台湾记忆体公司（Taiwan Memory Corporation）获得了200亿日元的投资。通过这项投资，DBJ收购了尔必达的股份，政府用税款弥补了50-80%的亏损。

事实上，政府对尔必达财务状况的干预，是时任首相麻生太郎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破产说明了彼时日本产业政策的局限性。使用公共资金意味着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大倒退。由纳税人承担企业亏空，就是试图把尔必达当作国有企业。政府的持续干预是为了支持国内的芯片制造部门，保留本土制造能力，维护经济发展和安全，但过度介入之下，尔必达还是难以为继。2012年，尔必达被出售给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

这一结果表明，在瞬息万变的全球高科技市场中，由单一国家推动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存在局限。此外，由于政府在财政上支持尔必达，纳税人承担了该公司的大部分损失。这提醒我们，当国家决定给予特定行业或公司以支持，产业政策的效果、效率和责任归属该如何评定？一旦支持无效，便有可能伤害公众对政府施策能力的信任。

在这一案例中，国家干预扭曲了市场动态，大力扶持特定部门可能会扼杀竞争和创新。当经济产业省把重点放在DRAM行业时，对DRAM制造商的优待便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失衡。相较而言，下游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们面临的发展环境要艰难许多。由于半导体行业未能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提供商东京电子在内的下游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海外销售，其销售额的85%都来自海外。

2. 铠侠: 半导体行业发展的过渡阶段

铠侠的前身是日本领先的NAND闪存芯片制造商东芝存储公司。它的发展经验意味着，政府已经认识到，为了适应全球市场的连锁快速变化和复杂挑战，仅靠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不够的。为了提升产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政府的战略重点从单纯支持国内企业，转向促进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铠侠的发展经验揭示出，由单一国家推动的内向型、发展导向的技术民族主义已经无法适应半导体行业的变化，在多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日益重要。

2017年，东芝宣布与日、韩、美合资的Pangea财团达成一项2万亿日元（约合180亿美元）的交易，收购东芝旗下分拆出来的存储器芯片业务。该财团包括贝恩资本（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SK海力士（一家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和Hoya Corporate（一家日本医疗光学技术公司）。为了保证日本对本土最后一家存储器企业保有控制权，东芝修改了收购协议。时任东芝总裁纲川智（Satoshi Tsunakawa）称，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国家安全，INCJ和DBJ要加入收购案。

新成立的公司将SK海力士的股份限制在15%以内，10年内无投票权，且禁止其获得关键技术。由于韩国资本受到限制，东芝保留了管理权，日本本国企业具有持股优势，东芝存储仍然是日本头部的半导体公司。此举保证了日本本土的芯片制造能力，同时，政府还寄希望于东芝存储能与三星形成竞争之势。

在2019年更名为铠侠后，为了筹集资金，巩固市场地位，公司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IPO原定于2020年10月，预计估值约16美元，有望成为日本最大规模的IPO。然而，新冠疫情和市场波动引发了忧虑，IPO被迫搁浅。

此后，与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WD）合并成为一种替代选择。铠侠与西部数据有长期合作关系，他们在日本三重县（Mie Prefecture）合资建造了半导体制造工厂。经济产业省对西部数据收购铠侠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只要能在本土形成制造能力，日本就可以接受芯片行业的合资化。事实上，日美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遏制中国崛起，也符合两国高层的合作设想。

铠侠的案例表明，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范式正从以发展为导向，转向以安全为导向。面对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态势，需要建立战略联盟，保障供应链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在东亚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及半导体行业重要的供应方，允许铠侠与外资合作符合日本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事实上，跨国合作还便于日本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保持竞争优势。

这个案例展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更加微妙、动态的关系。以MITI为代表的国家意志，从直接的控制角色，转为通过合作来提供支持。类似铠侠这样的企业能面向全球建立对外合作关系，从中获取专业知识和财政资源。当下，半导体行业的连锁效应愈发明显，面对全球市场的挑战和新出现的安全风险，跨国合作显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3. 台积电在熊本的投资：以安全为导向的地缘战略

台积电在日本熊本县投资半导体工厂，体现了日本以安全为导向的技术民族主义地缘战略，以及对多国伙伴关系的重视。台积电的投资凸显了战略联盟的重要性，日本借此能保持竞争优势，保障国家安全，强化供应链韧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提高技术的独立性。

2021年，台积电决定在熊本建设新厂，日本政府提供了35亿美元补贴。台积电携手日本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Sony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Corporation, SSS）合资建设JASM（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晶圆厂，生产22/28纳米制程的芯片。尽管与台积电在台湾量产5纳米制程芯片相比，熊本工厂出产的不是高端产品，但合资仍能带来协同效应。

多年来，索尼一直占据着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的半壁江山。但由于其主要客户华为在2020年起被美国制裁，索尼的市场份额下滑显著：从2019财年的53%下降到2021财年的43%。与此同时，三星的图像传感器业务在快速增长，市场份额从18.5%上升到22%以上。对索尼而言，手机摄像头、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工厂逐渐成为新的发力点和增长点。这些新领域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单个设备所需安装的图像传感器也越来越大。

台积电熊本工厂的项目总成本约为370亿日元，日本政府提供了190亿日元的补贴。通过与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合作，台积电在日本建起一条生产线。新工厂选址熊本后，台积电与经济产业省之间的谈判进展迅速，当年12月，日本通过《半导体援助法》。依据法案，合资项目将获得4000亿日元的补贴，用于支付晶圆厂一半的建设成本，条件是承诺持续生产10年以上。

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Koichi Hagiuda）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称，从经济安全等方面来看，经济产业省坚持认为，为了稳定芯片供应、促进研发、振兴国内半导体产业，应当接受外国芯片公司的投资。

尽管与经济产业省相比，地区政府的重要性并不明显。但在选址时，当地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是很具吸引力。在日本国内，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希望振兴国内的芯片制造行业：熊本县政府希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地区经济增长；中央政府则希望加强国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力。

随着汽车产业的技术范式从传统内燃机向电动发动机转型，日本需要稳定芯片供应，确保在与美国、韩国和中国的竞争中占据相对优势。对索尼而言，参与投建合资企业，能保持甚至扩大在全球芯片行业的市场份额。通过与台积电合作，索尼能利用其在芯片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生产能力，提升创新潜能。

在台积电的熊本投资案中，以经济产业省为代表的国家主体，与索尼、台积电两个企业主体，是在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展开合作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半导体产业在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要求国家在推动技术民族主义时更注重伙伴关系。

本案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政府与外资谈判，不仅是为了重建国内芯片产业，也是为了解决地缘政治问题，增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这意味着，为应对地区紧张局势的潜在风险，日本开始积极主动地与主要的国际高科技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换句话说，台积电依托日本政府的支持，克服了在日本投资建厂的障碍。索尼也从合作中受益，确保了芯片的稳定供应，提高了全球竞争力。此外，日本积极与外资合作，能最大限度地平衡东亚地区的竞争态势。

然而，合作也有潜在风险。第一，虽然台积电进驻日本有望刺激日本国内的芯片发展，但对新工厂的产能不应过于乐观。第二，尽管熊本的晶圆厂试图稳定芯片供应，但两岸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毕竟最先进的芯片仍由中国台湾生产。第三，与台积电合作虽然能为日本提供学习机会，但人们依旧对政府投资及工厂的盈利能力表示担忧。一旦工厂运营不佳，纳税人的利益将会受损。

▍结语

总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经历了技术民族主义模式的重大转变，从以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转为以安全为导向的地缘战略。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

在前一个阶段，为了促进国内产业增长和技术发展，日本政府通过提供补贴、研究补助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此举虽然使日本成为了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但也带来了效率低下、过度依赖国内市场的问题。正如尔必达的案例所示，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动态的消极应对，最终只能使企业走向衰落。尔必达的破产揭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民族主义范式存在局限，企业不应回避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相当必要。

相比之下，以安全为导向进行战略转型，意味着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战略联盟对保持竞争优势日益重要。日本政府通过了Pangea财团的收购案，并进一步允许铠侠与西部数据合并，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地缘政治局势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日本一直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倡议，如“芯片四方联盟”（Chips 4 Alliance） 、“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等。事实上，日本与中国台湾的合作对中美竞争的态势影响显著。

2022年10月，日本和荷兰同意与美国一道，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加强管制。通过与国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合作，日本着力解决高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保持技术优势。当下，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与荷兰阿斯麦（ASML Holding）掌控着全球先进半导体设备制造的市场，二者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

然而，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安全诉求即便总体一致，却并不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利益始终完全一致。考虑到国内企业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关切，日本在寻求加强国内芯片制造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协调国家优先事项与盟国利益的挑战。

此外，缓解地区竞争也很关键。日本政府曾于2019年限制向韩国出口关键的化学材料。这一地区争端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构成了损害。2023年3月日本解除了对韩出口限制。此举显示出，日本在半导体行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维护地缘经济利益，日本会积极动用技术民族主义战略。

随着全球半导体格局的日益复杂化，在合作与战略竞争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对日本的技术立国目标将至关重要。